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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说法”，叫做“蒙古人原来不吃鱼”。
诚然，这是为了给某些历史注释答案，为了给某些现象摆列理由。如是“说法”，也是一种研究，也是一种探讨。 细思之，慎审之，这个“说法”，总是有点不“圆满”，不“恰切”。
对“蒙古人原来不吃鱼”“说法”，谨提出点儿商榷，以期共识。 商榷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渔猎生产是人类进行“劳动创造了人”的实践，通向启蒙文明，创造早期文化的共同起点。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
渔猎，是人类最初的劳动，是人类猎获食物，取得生存和繁衍的直接的劳动手段。
陕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考古证实，在距今6800年到6300年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就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了村落。从出土的多种农具和渔猎工具看，半坡村的先民的经济已经是农业和渔猎并重。出土的陶器粗沙罐、小口尖底瓶的彩陶，花纹简练朴素，绘有人、鱼、鹿、植物枝叶及一些几何形纹样。其中，最著名的是“单体鱼纹陶盆”，其器纹是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为一体的画面。形象怪异，内涵神秘。
半坡村人把人和鱼“联在一起”的“人鱼”图案，说明鱼在他们心中的重要位置，即“有人就有鱼，有鱼就有人”。这种“人即鱼，鱼即人”观念的产生，恰是半坡村人当时的渔猎生产在他们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的。半坡村人正是把在这种渔猎经济下产生的渔猎文化，画进了他们的彩陶工艺。
1981年和1982年，吉林省地震局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先后两次在查干湖畔青山头地方，考古发现古人类的头盖骨和部分躯体化石。经碳十四测定，这些化石距今有13000年到7800年。在那里地下40——60厘米的土层中，有炭块鱼骨、兽骨等遗物。资料表明，早在13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考古界把这里的古人类叫做青山头人。
后来，在青山头人居住的穴洞里，考古发现了很多狩猎野兽，捕捞鱼蚌的原始石器的劳动工具和骨针、骨椎等生活用具。另外，还有女人饰用的骨制，石制和蚌制的装饰品。
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了青山头人的渔猎生产，证实了渔猎劳动是他们获取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主要生活手段。
渔猎生产积累了经验，渔猎劳动结晶了智慧。由经验和智慧升华了的渔猎文化，又不断地促进了渔猎生产，让渔猎生产得到更大地发展，让渔猎劳动的生产力得到更大提高，让渔猎文化得到更大繁荣。
刳木为舟，这是人类渔猎生产的发展、进步。随着人类为了生存，到更深水里捕鱼的需要，捕鱼工具不断得到改善。火和石斧的发明，石凿和火焚技术的掌握，人们便开始制作独木舟。《淮南子》里说，“见窍木浮而知舟”。人们从“浮”的概念，启发了“刳木为舟”。2003年，在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咸丰《荔波县志》曾称，“瑶用独木舟，以大木长丈许，空其中，令首尾昂其锐，幼童稚女，操横如飞”。古书还记载先人得益于鹰之飞，鹿之奔仿生启示，遂构制了舟船之属具桨、橹、舵等。《物原》上说，颛顼做篙桨，帝喾做舵橹，尧做维牵，夏禹做舵。1977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考古发现了五支古木桨，证实它们距今大约7000年前，属于母系氏族社会。证明，渔猎劳动是河姆渡人重要的生产活动。
渔猎劳动，是人类完成“劳动创造了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主要过程。渔猎劳动创造了人，渔猎生产开创了渔猎文化，渔猎文化推进了人类文明。
渔猎，是人类通向文明的共同起步。
蒙古族的先人走向文明，渔猎劳动在他们完成“劳动创造了人”的过程中，其地位和功劳，当然也是和其他种别、族别的人类相同。
二、一样的自然环境，同一族源出身，他们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渔猎劳动是他们共有的生产实践，由此积淀的渔猎文化把他们推向了共同的人类文明。
契丹、女真先后建立辽、金王朝。历史记载它们的皇帝都有每年春季到固定的地方住行宫，破冰钓鱼，吃“头鱼宴”的规矩。契丹人称这是春“捺钵”，女真人称这是春“辣钵”。由此，可知，契丹、女真人一定“捕鱼”、“吃鱼”。
满族的先民曾长期从事渔猎生产，吃鱼是他们以求生存的主要手段。长期的吃鱼经验，让他们知道各种鱼的烹调方法和好吃部位。他们说，鲫鱼肚，虫鱼嘴，敖花身子，鲶鱼尾，胖头脑袋味最美，湖鲫吃脊肉，红尾美味在汤水。满族的鱼肉丸子、煎鱼肉片、鱼馅饺子等，都是满族的上贵食品。还有著名的鳇鱼宴。
鳇鱼贡，是清廷派给松花江畔的锡伯人繁养和捞捕鳇鱼，敬贡给清廷的差事。锡伯人长年捕鱼在松花江上，吃鱼当然是他们的主要生计来源。
赫哲人，人称“鱼皮鞑子”，这是说赫哲人不仅吃鱼，他们还用鱼皮做衣服。
可见，这些北方民族都“捕鱼”、“吃鱼”。渔猎生产是他们主要经济，渔猎文化是他们的主要文化。
那么，同样生息、繁衍在我国北方的蒙古族是否和上述北方民族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生活习俗，即相同或相近的经济和文化呢？具体地说，蒙古族是否也有渔猎生产和渔猎文化？
首先，让我们查看一下蒙古族的族源。
蒙古族的族源，学界认为，属东胡族系的后裔鲜卑人是蒙古族的直接祖先。鲜卑故地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其北部大兴安岭北段，古称鲜卑山，由一个名“室韦”的鲜卑部族驻牧。据《魏书》记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到了金代，室韦的一个叫蒙兀室韦的分支在其分化、征战、融合中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后来的蒙古族。《魏书》里说的“在北者”，指的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地域，即鲜卑疆域之北部。
属于我国北方民族的契丹人和蒙古人出自同一族源。学界都认为这两个民族都出自东胡族系鲜卑人的后裔。《后汉书》等有明确记载，契丹来源于鲜卑的鲜卑宇文部。
清末学者沈增值认为“蒙古语与契丹语相去无几”。近代研究得出，契丹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胡族系后裔鲜卑、契丹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
从上可知，蒙古为鲜卑“在北者”，契丹为鲜卑“其南者”，他们都是从鲜卑分化出来的，同属于一个族源。
从上，推知，蒙古人是北方人，与契丹人同属一个族源。所以，蒙古人一定和我国其他北方民族一样，尤其是和契丹人一样，他们一定有渔猎生产，也一定创造了渔猎文化。故然，蒙古人应该会捕鱼，也应该会吃鱼。
蒙古族民间有一种大型的聚众打大围活动。每年的春末夏初，一个屯落或是附近几个屯落的猎人聚到一起“呼啸出围”。他们还保持着“共猎、共享、共餐”的原始习惯。蒙古人把这样的打大围叫“依和•阿钵”，依和是大，阿钵是出围。“依和•阿钵”从形式到内容就像契丹人的“捺钵”。只是蒙古人的“阿钵”里少了一点渔猎内容，“阿钵”和“捺钵”发音有了不同。其实，这是蒙古人和契丹人从他们的共同祖先鲜卑那里“带走”这个语言后，在使用中的相互异化。
相同的族源，相同的自然环境，渔猎生产自然也是蒙古人的主要生计来源。那些靠近湖泊河流的蒙古人就从事捕鱼。因为缺乏网子钓钩，多用箭矢射取。史书有很多关于蒙古人以渔猎寄生的记载。
成吉思汗父亲死后，他的父系亲属们夺取了他父亲的牧群，成吉思汗一家变得一无所有。在《蒙古秘史》卷二第75节到80节，记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兄弟们在斡难河边捕鱼、烧鱼，维持生计，避难、求生的艰苦生活。他们点燃篝火，烘弯铁针钓鱼，用马尾编结网套套鱼，他们架野火烧烤从河里捕抓的细鳞白鱼、鲹鱼。成吉思汗和他的母亲诃额伦，带领他的兄弟们，度过了那一段仇人追杀，族人抛弃的苦难。
就是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和他的二弟哈萨尔射杀了异母兄弟别古帖尔。而这场“内讧”的起因，就是为了抢夺河里捕抓的几条银鱼。也就是就这件事，诃额伦夫人引证了古老遗训，先祖箴言，给他的孩子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教。至此，给后人留下了“折箭同义”的千古美谈。
渔猎经济形成的渔猎文化，是民族的传统文化。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渔猎经济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它的经济，它的文化，在北方白山、黑水，北方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这一摇篮的特定环境下，还是保留和延续下来了。吉林省松原市的查干湖渔场，学者们说它是我国北方最后一个渔猎部落，就是一例。
三、同一的生态环境，产生同一的宗教信仰；同一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同一的生活需求；同一的生活需求，产生同一的经济手段；同一的经济手段，自然产生同一的文化。
同一的白山、黑水，同一的戈壁、大漠，同一的蓝天、绿地，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了同一的印象和感受，他们对大自然及其周边发生的一切有了共同的理解，也就有了共同的心理追求，共同的心理追求，产生了共同信仰，共同的信仰，产生了共同的宗教。
共同的宗教就是萨满教。萨满教产生于人类文明初期，是人类对自然和祖先的懵懂崇拜，自然信仰。萨满教信仰万物有灵，日月、星辰，蓝天、大地，山川、戈壁、草原，天间、地上，乃天地间万物、万事，冥冥之中都有相应的神灵和祖先在把握、操纵和支配。萨满教认为天是永恒的，长生天是神圣的，祖先是有灵的。人类的一切都得到长生天的保佑，神灵的点化，祖先的庇护。
萨满教的一切祭祀活动，就是请求神灵保佑，让人类“生活所需”兴旺、发达，永续繁衍，多多益善。事实上，就是祈求那些掌握和支配万物的神灵赐福，让人们索取的生计资源，源源不断，永葆人丁的生需之求。祭地，是求大地五谷丰登，祭山，是求山林野生繁多，祭湖，是求江湖水族发达。所以，祭地不是不耕耘动土，祭山不是不狩猎出围，祭湖不是不捕捞渔猎。相反，祭地是为了更多的耕耘动土，获得更大的五谷丰收；祭山是为了更多的狩猎出围，抓获更多的山生野物；祭湖是为了更多的捕捞鱼虾水族。
这都是萨满教的信仰。蒙古人的祭湖，目的当然也不例外。地上的五谷，山林的野兽，水中的鱼虾，人们恰恰以为那些都是神灵、祖先的恩赐，是祭祀和供奉的“有求必应”，大胆享用，正是顺应神灵的旨意。所以，在萨满教的信仰人群中，就应该没有“不捕鱼”、“不吃鱼”之说。
四、佛教的戒律，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喇嘛祭湖是萨满教祭湖的深化和升华，喇嘛祭湖让祭仪式更神秘，内容更充实，更丰富。
佛教到了13世纪，随着蒙古兴起，开始传入蒙古地区。
同一地域的生存、繁衍，同一生产的生态、环境，同一的经济、文化。多年的碰撞、交织、融合、同化，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
事实上也是这样，游牧、渔猎、农耕多种生产和它们各自形成的经济、文化早已形成，在广大蒙古地域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正以各自的优势，相辅相成支撑着这一地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松原市委宣传部长阿汝汗在讲到郭尔罗斯文化时说，“三种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源于蒙古族的包容特征。成吉思汗在他征服和统治时期，不是试图用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而是允许有不同文化的存在，允许有不同宗教的存在。这种思想传统为郭尔罗斯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可能。”正是这种包容性，让蒙古地域有了多种经济的发达和多元文化的繁荣。
受佛教仪轨之影响，蒙古人不应吃鱼。但是，早于佛教传入之前，游牧、渔猎、农耕多种经济、多种生产为蒙古人“得心应手”，多种经济、多种生产创造的多元文化、多元习俗早已为蒙古人“根深蒂固”。阿汝汗还说，“受藏传佛教影响，蒙古人不吃鱼，而郭尔罗斯的蒙古人不仅吃鱼而且捕鱼，这是由于当时郭尔罗斯的农业和牧业虽然都已经存在，但都不很发达，单纯靠农牧业产品却无法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需要，……吃鱼也就成了当时维持生存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是三种文化之所以能够相互融合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先入为主”蒙古地域里，已经形成“规模”的多种经济和已经占据“影响”蒙古地域的多元文化，让后来传入的藏传佛教的“不杀生”的戒律，在蒙古地域就没有得到“有力”施行。也就是说，“不捕鱼”、“不吃鱼”的教条没有普遍为蒙古人接受，开展开来。
阿汝汗还说，“郭尔罗斯人接受渔猎文化一方面是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信仰的一次冲击或变革。”多元文化让蒙古人向佛教发起了一次冲击，也是一次自然的改革。这是多元文化的胜利，是蒙古人在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健康超越。是整体社会的进步。
蒙古人基于原始的萨满教的影响，他们把萨满教祭湖和佛教喇嘛祭湖结合起来，为了实际生需，人们把佛教引进到了渔猎文化中，于是，蒙古地域便有了今天这样的喇嘛祭湖。蒙古人的喇嘛祭湖许愿，还是没有改变萨满教祭湖的初衷，同样也是祈求湖神，让鱼虾水族繁衍永续，生灵发达兴旺，保佑黎民生需。蒙古人使喇嘛诵经，查玛表演参与到捕鱼过程中，就是一种心灵安慰，他们让佛教也认同“捕鱼”、“吃鱼”的渔猎文化。阿汝汗还说，“郭尔罗斯文化是一种包容的、开发的、与时俱进的文化体系”，蒙古人把他们原始的萨满教和后传入的佛教这样有机的结合，有效发扬，正是繁荣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族文化与时俱进，共同发展的体现。
佛教是以慈悲为本，禁止杀生，它的教人是不该吃众生肉的。但是，在实际的传道布法中，对这一教规的理解和操作又不尽相同，各个地域，各个流派的“吃肉”，还是“吃素”教规宣传、教人戒守，从来也没有统一。蒙古地域的佛教之上述异化，就是其例。
那么，“蒙古人原来不吃鱼”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解释祭湖醒网说。
蒙古人信仰佛教，佛教人是吃素的，他们应该是不杀生，不吃众生肉的。一般人们是这样认为的。祭湖醒网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生灵永续，水族兴旺。也就是说为了多捕鱼，湖里多出鱼。不应该杀生，不应该吃众生肉的蒙古佛教人要鱼干什么？当然是为了吃，为了生计，为了生需。这样一来，岂不忤逆了教规。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祭湖醒网。人们以为，蒙古人信仰佛教，他们原来应该是不吃鱼的，后来却改成吃鱼了，还捕鱼了。这样，忤逆了佛法教规，就请出喇嘛给湖神诵经，还愿、许诺，请湖神原谅、宽恕。然后，蒙古人就可以放心地捕鱼，大胆地吃鱼了。为了解释祭湖醒网的“道理”，“蒙古人原来不吃鱼”的“说法”就这样出来了。
“蒙古人原来不吃鱼”的“说法”，是人们横向的、直观的、表面的以为和感觉，它不及“圆满”，它未涉“就里”。
以上，就是对“蒙古人原来不吃鱼“说法”的一点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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