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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后期王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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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后期王城不在农安。●扶余前期王城在吉林市龙潭山一带,由龙潭山、东团山和九站南山城构成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扶余后期王城当在辽源市龙首山一带,由龙首山、城子山和工农山山城构成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龙首山城附近深厚的扶余文化积淀,是推定扶余后期王城的可靠证据。●扶余后期王城与黄龙府得名之地有密切关联。

 

扶余后期王城考

 

    扶余,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第一个重要方国,时间跨度约700年,地域跨度远远超出今之吉林省的范围。扶余王城,分为前期王城和后期王城。扶余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城一带,基本已成学界共识。后期王城在何地,争议很大。厘清扶余后期王城之所在,是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扶余前期王城

    扶余的前期王城,缘于一条史料的记载。《资治通鉴》记载:“初,扶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同一件事,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有记载。从中可知,扶余王城,有前期“居于鹿山”和后期“西徙近燕”之分。

    对于《资治通鉴》卷九十七中扶余“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金毓黻先生认为:日本池内宏氏“又谓通鉴所记为百济所侵一语,应为高句丽之误,则甚的当”。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中采用此说,认为“百济”应是“高句丽”之误。对此,笔者曾于2005年10月请教过李健才先生。一是,对于《资治通鉴》卷九十七的记载,别无文献证明属误,当慎重对待。二是,公元342年,高句丽第十六代王故国原王被慕容皝打得狼狈不堪,刚刚修葺一新的丸都城被彻底捣毁,其父墓美川王陵被掘,父尸被掠,母及王后周氏被虏,高句丽已元气大伤,4年之后的346年不可能迫袭扶余迁都。对此,李健才先生虚怀若谷,认真考虑,在《东北亚史地论集》中作了修改,未再用扶余被高句丽所侵之说。

    鹿山在何地,有几种说法。日人池内宏认为,在黑龙江的阿勒楚喀。金毓黻先生认为,扶余初期王城在吉林农安。李健才先生认为阿城“还没有发现相当于汉魏时代的古城和遗物,也和‘在玄菟北千里’的距离以及‘西徙近燕’的方向不符。”“现在把扶余前期的王城推定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城或东团山城及其南麓的南城子,不但和‘初,居于鹿山……西徙近燕’等文献记载相附,而且还和‘盖本濊貊之地,而扶余王其中’的记载相附。”魏存成先生认为,“吉林龙潭山山城自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始一直是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文化中心。西团山文化之后便是汉代文化,扶余政权前期的王城便在此地。”李健才先生和魏存成先生关于扶余前期王城在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山城一带的结论,是严谨可信的。此说堪称定论,笔者从其说。

    二、农安缺乏扶余后期王城的考古学支持

    认为农安是“西徙近燕”的扶余王城,有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辞海》、《东北通史》,综合见于《东北史地考略》。从考古调查的情况看,这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扶余王城不应是平地城。王绵厚先生认为,说农安是“西徙近燕”的扶余王城,这一提法不符合西迁或者西南迁的方向,因农安不在吉林市西或西南,而是西北。同时也与“西徙近燕”有矛盾。因为永和二年前接近辽西慕容燕是以辽河东、松花江上游为宜,农安不仅处吉林市西北,而且农安考古最早的遗物是渤海以后的辽金时代的,把农安视为晋时的扶余王城缺少考古证明。

    第二,扶余王城应是规格较高的土筑山城。这一条,是确定“西徙近燕”扶余后期王城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是农安所不具备的。农安古城是平地城,应为辽代始建,金代沿用。

    西丰城子山山城,基本条件不错,是山城,方位、方向也可以。所差是石城,而且是典型的高句丽山城。扶余的初期王城是土城或土石混筑,不是楔形石筑山城。

    三、扶余王城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

    扶余后期王城,是指346年“西徙近燕”的王城所在。其西徙前的地理参照坐标,即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南城子一带。由此向西近燕处迁徙。燕,当是指慕容燕。

    扶余后期王城在何地,以往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农安说;第二,昌图四面城说;第三,四平一面城说;第四,柳河罗通山城说。此几说,综合起来看,均不足取。

    扶余后期王城,以往的通说是农安。但已有王绵厚、周向永等先生提出异议。我们反复到农安调查研究,迄今为止,农安尚未发现扶余、高句丽的文物遗迹。经过第三次文物普查,这方面依然是空白。

    扶余前期王城即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周围,有由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山城(九站南山城)构成的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中间穿过松花江。这种格局应是扶余王城的一个成式,其对高句丽都城格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吉林市之西,辽源市龙首山城具备这一条件。在龙首山山城周围,也有由工农山山城、城子山山城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中间穿过东辽河。

    一是,辽源龙首山山城。龙首山坐落于辽源市中心地带,山势走向由北向南蜿蜒至东辽河右岸,犹如一条盘踞在辽水之滨的巨龙之首,故名。龙首山山城,位于龙首山山顶。山城下东、南、西三面地势开阔,北面连山。东辽河自东向西绕城流去,山南端为陡壁悬崖,崖下距东辽河约150米。山城东南2千米与工农山山城隔河相望,东北距城子山山城约1.5千米,城西连市区。山城东北、西北和东南三隅地势较高。城内高低错落,南北两端各有一条自然沟。

    山城以龙首山自然山势夯土修筑而成,形状略呈椭圆形。山城周长约1200米。东、西两墙边长各约350米,南、北两墙边长各约250米。西墙保存较好,墙顶宽1.50米,基宽7米,高约2米。在西墙断面至今仍可清晰看出层次分明的夯层。山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尚能清晰可辨角楼痕迹。门址发现两处,即北门和西门。

    城内所见文物散布广,数量多,文化内涵比较复杂。山城内地表还散布有大量高句丽时期的文物。有灰陶莲瓣纹瓦当、红褐陶莲瓣变形纹瓦当、灰色侈口短颈鼓腹灰陶罐口沿、横桥耳、圆唇鼓腹灰陶口沿、平底器、直口鼓腹罐口沿,灰色夹砂硬陶片、红褐色粗绳纹板瓦、布纹瓦等。在山城南沟北坡上,距地表约30厘米处,出土两件完整的红褐色绳纹大板瓦。山城内出土的大量板瓦中,有不少上有纹饰,除绳纹外,还有方格纹、“王”字刻划纹,摁压变形纹等多种。绳纹大板瓦与集安出土的高句丽大板瓦形制相同。

    从城内出土文物推断,此城当建于汉代,修筑在青铜时期居住址之上。此后,高句丽、渤海、辽、金和“后金”相继沿用。

    二是,工农山山城。工农山山城位于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东北约1.5千米处的工农山上。西北距市区约3.5千米。正北、西隔东辽河与城子山山城、龙首山城相望,山城南面山下为东西流向的渭津河。

    山城略呈簸箕形。城墙沿山势以黄砂土和黑褐土夯筑而成,山城西墙长390米,北墙长300米,南墙长487米,东墙长254米,周长1431米。现可见南、北、西三门。城内遗物丰富,有青铜时期和相当于汉代的文物及高句丽、渤海、辽金等时期文物。

    工农山山城南依渭津河,北临东辽河,形成一条人字形的天然护城河。从工农山山城的位置看,城西北隔东辽河是龙首山城仅2千米,北面隔河与城子山山城遥遥相望。在修筑年代上三城基本一致。工农山古城位于龙首山古城东南,实为守护龙首山古城的前沿城堡。另从工农山山城和城子山山城位置上看,两城扼控龙首山古城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

    三是,城子山山城。位于辽源市龙山区山湾乡七一村三组的北山顶上,西南距龙首山城约1.5千米。山城四面环山,围绕山脊叠士夯筑,略呈簸箕形。经实测,周长为726米。城内地势低洼,山城内西北隅地势最高,当是城内的制高点。南门,利用断崖沟谷口修筑而成,现见门宽30米。北门位于北墙东段,门宽4米。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有角楼痕迹,亦作半圆形,直径8米。北门外有瓮城,呈环状,城内有南北大道,用以连结南北二门。在历次文物普查中,曾在当地发现青铜、高句丽、辽、金时代遗物。

    从古城规模、位置及其形制分析,它与龙首山、工农山两城在修筑年代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子山山城位于龙首山城的东北部,从古城地理位置上看,这座古城与龙首山城紧密相连。而城子山山城南面的公路,就是当年的古代交通道路。因此,在龙首山城东北角设置的城子山山城,具有直接控制和切断这条由东向西的交通运输线以防御外来侵犯的作用。另从山城北面地势来看,城子山山城除能起到防守作用外,还具有瞭望观察及报警之作用。这座山城虽没有龙首山城规模大,城内遗物也不如龙首山城丰富,但从城子山山城与龙首山城所处的距离和位置上分析,城子山山城极可能是龙首山城外部的一座防卫山城。

    四是,扶余川中的土城群。在三位一体“拱卫”格局周围,亦即以辽源为中心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有一个范围不大而分布密集的土城群,共有近20座。这一重要迹象,此前无人提及。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扶余王城“西徙近燕”以前就已存在的汉代前后的古城。“西徙近燕”时之所以“不设备”,是因为这里已有现成的古城群。这个古城群,恰是《新唐书》中:“扶余,契丹道也”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扶余川”的中心地段。

    四、与扶余后期王城相关联的扶余墓地及高等级文物

    重要城池附近的年代相当的重要墓葬及重要出土文物,是认识墓主人与城主人的指南和向导。

    确定扶余王城,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与其相对应的扶余文化遗存。由吉林市向西,扶余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就是辽源龙首山城一带。在辽源市、东辽县、东丰县境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扶余文化遗存。类似于吉林市帽儿山一带出土的扶余文化系列陶器和金银器等,在龙首山周围分布密集,在长期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出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高句丽、渤海、辽、金的遗存在当地不断得以发现,这与农安从来就未发现扶余、高句丽、渤海遗存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辽县石驿彩岚北山墓地、长兴后山墓地出土的铜剑、一批铜镜和金器、马蹬、牌饰、铁器、陶罐、玉石、玛瑙珠饰等器物,与吉林榆树老河深、吉林市帽儿山两地文化面貌十分接近、高度一致,完全属于扶余文化类型。这是龙首山山城是“西徙近燕”后期王城的可靠证据。

    与此相联系的,是辽宁西岔沟墓地。墓中所出的随葬品共13800余件。在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多面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透雕铜饰板。这些铜饰板有的表面鎏金,饰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和几何纹图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这批墓葬,当是与辽源石驿彩岚墓地属同一扶余文化,只是石驿彩岚墓地出土器物的档次要高于西岔沟墓地。石驿彩岚墓地,当有可能是“西徙近燕”的扶余的贵族墓地。石驿彩岚墓地距辽源龙首山城约20公里,西岔沟墓地距彩岚墓地约30公里,距龙首山城约40公里,应有密切的联系。

    辽代黄龙府,是在渤海扶余府基础上改称的,时在辽灭渤海之时。最初的黄龙府,必须有渤海遗迹作为考古学支撑。辽源龙首山山城,则具备这个必要条件,满足了这个特定要求。

    东辽县“小高丽墓”墓地,位于足民乡北3公里安民村小高力木屯南山上。墓地因不断挖砂取土被破坏。从遗物散布范围推测,墓地面积约计2000平方米。地表散布遗物皆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有的陶片有慢轮修整痕迹。可辨识的器型主要是筒形深腹罐,采集以这种陶罐的口沿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外卷沿,另一种是在沿下饰有一圈锯齿附加堆纹。从遗物特征看,与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三期文化、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出土的陶罐基本一致,故推断此墓地是唐——渤海时期粟末靺鞨族遗存。这是《东辽县文物志》记载的十分宝贵的资料。

    扶余后期王城如何定位,涉及面广,难度很大,是正确确定渤海府、高句丽扶余城、黄龙府、通州等年代、地点的关键。《新唐书》中“扶余故地为扶余府”,意为在扶余故地中设扶余府。扶余王城应是规格较高的土筑山城,其前期王城在吉林龙潭山一带。其后期王城,应有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和相当于汉代所建古城,城中有汉、高句丽、渤海、辽、金文化层并出相应器物。重要城池附近年代相当的重要墓葬及重要出土器物,是认识墓主人和城主人的向导。古城附近有扶余墓葬而且并出高档次扶余文化器物,同时还应有不可或缺的渤海墓地。具备这些条件的,只有辽源龙首山山城。据此,有较充分理由可以推定,龙首山山城当为扶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渤海国的扶余府、“黄龙府”的得名之处、辽太祖的驾崩之处。这处“黄龙府”,是扶余川的中心地带,是扶余王城前后两期之间由年代较早土城串起来的契丹道。扶余前期王城、薛仁贵所破扶余城,均为吉林市龙潭山山城一带。扶余后期王城、渤海扶余府、扶余城、第一阶段黄龙府,当在辽源龙首山山城一带。通州、第二阶段安置黄龙府燕颇余党千余户之地,应在农安西南。根据考古学证明,通州不在昌图四面城,也不在四平一面城。通州,不是黄龙府的得名之地,也不是扶余后期王城,仅是黄龙府被废之后安置燕颇千余户余党之地。

    农安是第三阶段黄龙府和金之济州、隆州。农安、西丰城子山山城、柳河罗通山山城,均不是扶余后期王城。龙首山得名,或与辽太祖在此地见“黄龙”说有关。农安的辽塔建于1023-1030年,是1020年在通州东北复置黄龙府后所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吉林省文化、文物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考古工作成果显著,取得一系列新结论。这对于吉林省的历史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推动。但这不会是自然而然的推动,需要多做一些切实的工作,要把文献研究与文物遗迹的调查成果紧密结合起来,综合加以系统思辨,摈弃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误识、误读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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